滞纳金的产生基础是公法之债的不履行。“如果债权的观念可以理解为特定主体之间一方请求另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决非私法所独有，而应为公法、私法所共通。”84一般而言，公法之债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公法之债是一种法定之债，遵从公法强制原则，故其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均由法律明确规定，不由当事人任意选择而定，不承认以和解方式解除其债务关系；而私法上的合同之债为约定之债，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而成立的，来源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合同自由原则。
其二，公法之债具有一方主体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或者政府；而私法之债的主体并无限制，民事主体皆可成为私法之债的主体。
其三，公法之债具有金钱给付性和关系内容的不均等性；私法之债不以金钱给付为限，而且其给付内容一般具有价值的对等性。
现实中屡屡出现的巨额滞纳金案例无疑是将手段作为目的，从而异化了滞纳金制度设置的初衷。可是，“在与刑事罚的关系上，执行罚的过错罚款数额必须与之均衡，这样的话，与刑事罚相比较，被认为抑制效果甚微”。17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行政执行法》被废止后执行罚制度的式微，仅在《防沙法》第36条中规定了执行罚制度，作为确保不履行作为义务的替代方法是刑事罚的广泛导入。
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强制执行。并且，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因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不是由行政机关所独享，事实上，司法机关享有绝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由此衍生出滞纳金的法定原则，即滞纳金的设定必须有法律（狭义上的法律）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执行。
运用公式表示就是：还款额=（信用额度内）消费款的10%+提现金额+前期还款额应还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消费款+费用和利息+分期还款本期应还部分（分为有息及无息两种）。其中“费用”包括信用卡滞纳金和超限费，信用卡超限费是指当持卡人累计未还用款金额超过发卡银行为其核定的信用额度时，按规定应向发卡银行支付的费用。另外，由于信用卡的记账日和还款日均是以月为单位，所以信用卡滞纳金也是按月计收。从信用卡滞纳金的计收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其具有自我增殖的功能，即其计算基准逐月提高。对于这一点，前述三个案例无疑是其的脚注。